2016年4月28日，著名雷达目标特性专家黄培康院士和著名通信技术专家张乃通院士回到阔别60年的母校———东南大学，作了一场《我们的东大黄金岁月———读书·科研·人生分享》的精彩报告，分享自己的大学经历，并勉励青年学子要“学以报国”。
此次“院士回母校”东南大学站活动，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联合发起，旨在传递科技精神，传承和弘扬院士精神，坚定东大学子的爱国情怀和报国之志，勉励东大学子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世界一流的“东大梦”的伟大历程中放飞青春理想，锤炼优秀品格，创造人生价值。
“黄培康比我用功”“张教授成绩比我好”
张乃通和黄培康两位院士是在1953年院系大调整时期于南京工学院相识的，是国家成立无线电系专业后的首届毕业生。当时国家认为无线电、计算机要大力发展，将全国的无线电系集中到了清华大学和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于是两人分别从山东工学院和浙江大学转至南工就读无线电系，成了同住一个屋檐睡上下铺的好兄弟，并从此与无线电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说起这段机缘巧合，两人都倍感奇妙。当问及谁的成绩比较好时，两位院士都十分谦虚。“那时候我们宿舍一共8个人，我的成绩不如黄培康，他一直是用功型的，而我属于不下功夫的那位。”张乃通院士自嘲道。“其实张教授是当时的班长，成绩比我好，当时我们班里的年龄差距是蛮大的，我年龄最小，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很照顾我，所以我大学四年基本上是处于被照顾的地位。”幽默的黄培康院士说感觉自己当时很幸运也很幸福。
20世纪50年代，正值中国高校教学方式学习苏联模式，采取5分制的学生评价系统，教学严格。面对专业课程的高要求高难度，全班90名同学毕业时只有78名，其余不得不转至其他系。求学期间，两人都是刻苦优秀学生中的佼佼者，对此他们有着自己的小秘诀。虽然有自习教室，黄培康和张乃通却对图书馆有着特殊的感情，夏天电风扇凉爽，冬天有火盆取暖，他们每天都去图书馆抢位子，吃饭之前先占好座位，进行学习。当时没有教材，只有为数不多的从苏联运输过来的讲义，常常需要排长队领取，有时候领不到，他们就经常跑去图书馆借书，汲取知识。分享这些趣事时，张乃通院士两手托腮，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时还说上几句当下的流行语。
不过，和我们想象中50年代刻板枯燥的大学生活不同，张乃通与黄培康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多彩。当时学校规定每天下午四点钟后要搞文体活动，大家就打一打桥牌、篮球之类的。周六周日的时候，两人经常一起去爬紫金山、去中山陵，等到周日下午再回来做实验、做习题。黄培康还参加了无线电制造和音乐会两个社团，平日里会自己造收音机和电视。在音乐会中，黄培康可是低音担当。别人听音乐都是听曲调，可是黄培康听的却是谐波，研究其中的声学问题，在艺术里面找科学。不得不感叹智者总能在生活中找到灵感啊！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党调我到哪我就去哪儿”
身为扬州人的张乃通院士从小生活在温暖柔情的江南，当得知被分配到千里之外苦寒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时，他不是没有抵触没有疑问，和他一同分配去的同班好友戏称是“充军充到哈尔滨”。但因为张乃通是班长，因为“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党调我到哪我就去哪儿”，公布结果的第三天他就启程了。
当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还没有无线电专业，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张乃通在哈工大无事可做。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乃通给教育部写了一封信，意外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关注。“教育部负责人当时就把我找过去说，很多专业都是新上马，条件不够，需要我们创造条件。”张院士说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张乃通雷厉风行，第一天收到通知，第二天办手续，第三天就开工。没有器材，没有实验室，没有经验，他和其他几位老师撸起袖子说干就干。初生牛犊不怕虎，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他成了项目负责人，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电视台设备，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也就这样诞生了。
彼时，作为考取留苏生的唯一的应届毕业生，黄培康也因特殊原因未能成行，便前往了刚刚组建的国防部五院从事航天领域的研究。虽然因为行业的特殊性，经常几个月甚至几年不能外出，不能打电话，不能和家人见面，但这并不能阻挡黄培康为祖国的航天事业默默贡献。
当时由于中国与苏联关系恶化，苏联带走了援助中国的200多位航天专家和所有的文献资料，中国航天事业一度陷入了低谷。1956年，在钱学森的带领下，黄培康和中国航天一众的科学家们，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两弹一星”伟大成就。对于这段经历，黄培康院士感慨道，做研究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并有对其进行验证的能力，实践要与理论相结合。座谈中，黄院士多次提及“不要追求名利”，“国家没有航天，是不能成为一个强国的，我们是做两弹一星起家的，因为航天出名的只有少数人，多数人是默默无名的。”
再多的辛酸苦楚到如今都化作温厚的回忆，提及当年的坎坷波折，两位院士更多的是淡然和欣慰。大学毕业后，走上了不同学术道路的两人有20多年的时间未曾见面。直至上世纪80年代，两人的事业交叉点在航天领域相汇，交流才日渐频繁。陌途重逢，惺惺相惜，作为昔日同窗好友，他们都十分欣赏对方在各自领域取得的成绩。2001年6月，张乃通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黄培康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先学做人，再做学问”
当谈及学生时代的老师，两位院士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黄培康院士提到他印象最深刻的是谢淑芳老师，“他上课时没有一句废话，我能将他的笔记像录音机一样全部记下来。虽然在图书馆阅览了很多外文书，但是在老师讲课时我依然是非常用心的。”他告诉同学们：“认真上好大学的每一堂课能让自己受益匪浅。”关于笔记，黄培康院士还分享了自己的小窍门：将笔记本的页面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二记录课堂笔记，三分之一记录课堂心得和自己探寻的更加简单快速的习题求解方法。
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奠基人钱凤章老师是对张乃通院士与黄培康院士有着重要影响的恩师。钱凤章解放前曾是国民党中央电台的总工程师，后来出于对南京工学院的留恋，拒绝了中国科学院声学所曾邀请他做所长的请求。提到钱凤章先生，张乃通院士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钱先生指导我的毕业设计，并在我去清华做研究时亲自给我寄雷达的讲义。他教会我做事要踏实，不谈虚的；不管级别多高，待人要平近，做人要老实，多看看周围比你高的人，不要乱窜。他一生的淡泊名利也让我相当敬佩，颇为触动”。
座谈会上，张院士殷切地嘱托我们：“一个人学问再好，不会做人，也终究不能走到最后。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就，得到真正的成长，必须踏踏实实地做事。”访谈期间，张乃通院士毫不避讳地和我们谈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被批斗的遭遇。即使是在困苦和压迫的环境下，张乃通院士的脑袋瓜都不肯闲下来过，在冲床车间看到很多师傅因为不小心手指伸进去被机床压断的情况，就自己用晶体管制造光电器件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正如黄培康院士所说“人生的路程很长，不要好高骛远，不要追求什么名利，只要做的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事情就行”，只有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繁华。如今的黄培康也不愿意别人称他为院士，他更喜欢被人称作是“老航天人”。
面对当今浮躁浮夸、急功近利的学术之风，脚踏实地、潜心钻研的精神是当代大学生们最缺乏的。“大学是培养一个人的文化底蕴的时间，要好好把握。”两位耄耋之年却依旧精神矍铄的老人寄语青年学生，“要坚持做实事，讲真话；要能容人、团结人；要坚持自己的观念，不要随风倒；要淡泊名利，做对国家和社会有用之人。”
1956年，张乃通和黄培康同时从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现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毕业，至今已整整60年。60年来，两位院士在各自的领域上下求索，不懈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彰显了“东大人”的家国情怀！访谈的最后，全场齐唱《我爱你，东南》，为两位院士同窗60载举行庆祝仪式，共同见证两位院士同窗60年的友谊和荣光！信息学院学子为两位院士送上存入了东南大学校歌的PCB版，并当场朗诵了由柏志恒同学创作的记载两位院士成长经历的骈文。两位院士同切一块蛋糕，场面十分温馨感人。
为张乃通黄培康二老作文
柏志恒
江左故地，金陵南都。大块毓秀，造化神工。北临大江千淘水，东起钟山苍皇中。俯仰百载江下影，时过奄冉山外风。江山之地，立巍巍学府；东南名苑，出桃李才人。承假君爱，躬逢佳时，敢竭鄙怀，草作拙文。落笔有幸，表一二贤士；举目翘楚，写大师名声。
国立新初，百学待兴，振起之功，大学为基。南工学府，处江水为滨；拳拳育才，接古松芳邻。群英俊秀，可堪惠连之才；书生意志，若比叔夜之气。张师乃通，有籍广陵；康培黄老，乡自沪地。茅堂并习匠工技，舍榻骈居手足情。苏秦苛己，闻鸡鸣而晨功；车胤执律，假夜泽而宵读。学宫庙堂，着三秋之励；书院黉舍，奋五更为疏。数年同窗求学路，廿载一别相殊闻。有朝再寻报国志，陌途重逢是故人。躬身行践，造一器飞天托月；潜学无极，工一技代守辕门。术果累身，享院士荣位；实望要业，誉内外名声。苍颜白发，不移青云之志；老当益壮，燏采长虹之风。
呜呼！旧地不常，故人犹在。往者已矣，昔者可追。洛浦闻笙，欢悲合离；桃园会友，喜乐哀泣。耄耋长者，白发银盈；精神矍铄，寿彭可期。文行三百，盖识二老者，良以为幸也！
